章星球：重物不重人的增长是最虚荣的增长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曾经直言中国存在如下问题：人力资本投入过少，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不均衡，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赫克曼提出，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应尽快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赫克曼认为中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了GDP比例的2.5％，而在实物资本（房屋建设、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占GDP的30％，这种投资是极不均衡的。如果说赫克曼先生是基于经济效率的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本文则以一种新鲜有趣的仿生学语言为赫克曼的观点提供了另类的“理论依据”，即：重视叶（经济）的增长而忽视根（文化）的增长，是最虚荣的增长，因为叶（经济）既有光合作用又有蒸腾作用。储富于叶莫若储富于根＝藏富于国莫若藏富于民，藏富于民莫若藏富于知。

关键词：仿生社会学、文化本位社会 经济基础论、本末论、“仙人掌”式经济建设型政府、“爬藤式”公共服务型政府、“乔木式”公共服务型政府、“榕树式”公共服务型政府、竹林主义、社会主义高消费、公平是效率之母。

“仿生学”（bionics）一词由美国J.E.斯蒂尔提出，通过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和性质以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及工作原理。40多年来，仿生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事、医学、工业、建筑业、信息产业等系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本文试图将仿生学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在“经济基础论”主导下，模仿建筑结构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结构时，却发现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的互动关系要比建筑结构中“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事实上我们正是因为过于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其实，社会结构是一个远比建筑结构更为复杂的有机系统，与无机的建筑结构几乎没有可比性。为了更好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有必要从神奇的大自然生物世界中寻找关于新的社会结构的灵感就象科学家从蜻蜓翅膀的结构中找到直升机的原理或从蛙眼的结构中找到电子蛙眼的原理一样。因此，本文尝试将“仿生社会学”这一概念应用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仿生社会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前，中国古代圣贤们早已有过广泛的应用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五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显学了 只不过没有“仿生社会学”这一名词而已。

古代中国的仿生社会学包括仿生态、仿生态环境（自然）和仿生物结构。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显示这种渊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黄帝观察大自然对待生物的法则，注意到了“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①的自然规律，便揣测天意而从中推论出了法律（刑）与道德（德）的辩证关系，认为对待人民百姓也必须“先德后刑”以“养民功”，不能乱了次序，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在黄帝的理论里，“刑”和“德”的份量是大致对等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不过，黄帝刑德说的内在逻辑仍是导向德本刑末的，因为他同时强调了“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而汉儒董仲舒继承黄帝的德本思想，进一步认为是“春生夏长秋蓄”，老天爷只有冬天才给万物点苦头，所以得出了“春、夏、秋”三个季节都代表“德”，只有冬季代表“刑”的结论。这个划分虽然看上去有点滑稽，以致于自董仲舒之后，对自然的机械模仿导致执行死刑都不能选在春夏两季，唯恐冒犯了上天的“好生之德”②。不过，自董仲舒以后，德治的核心地位在中国两千年不曾动摇。

除“刑德”说之外，“本末”论则是中国古代仿生社会学的又一成果，本末论模仿树木的结构，广泛应用于各种思想学术领域，甚至在社会理论建构上也有体现。在文化、政治、经济的社会三要素之中，中国人认为文化（文治与教化）是最重要的，相当于树木的根系（本），而政治将相当于茎（干），经济在中国仿生社会学中反而被视为最末端，是枝叶（末）。我把中国的这种独特社会结构总结为“文化本位社会”③ 以文化为“根”的社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把这一社会结构总结成系统的理论，但“文化本位社会”却的确早已在中国隐然成形。孔子被尊为“万世之王”，儒家文化生生不息，正是这种文化本位意识的集中体现。一个泱泱大国，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不可能没有其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文化本位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就是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贡献。建立在“本末”论这一仿生社会学原则上的“文化本位社会”说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历史上一些运用西方分析方法如“经济基础论”难以解释的历史文化现象。例如中国历史五文化千年一脉相承的现象、新兴王朝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修复机制等（金观涛称平均不到三十年④）。

新栽的杉树要二十多年才能成材，但精明的杉农在收获一季杉木以后，往往不会重新栽一次，而是把蔸留着，让它长出新荪，这种杉树荪一般十年就能成材，因为杉树的根是现成的，积蓄了大量营养物质。杉树的茎被砍犹如革命消灭了王朝的政体；杉树蔸上长出很多杉树荪，犹如王朝更替期间的封建割据 如五代十国、南北朝；成丛的杉树荪生长一段时间后，其中一根会逐渐夺得空中优势，脱颖而出，其它的则逐渐枯萎，这和封建割据一番厮杀后走向统一是一个道理。金观涛看到的中国王朝快速修复机制就如同杉树荪的成长要快过新栽树的原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绵延不断生生不息，其秘密就是中国历代政府虽然不断被“革命”，但文化本位的基本社会结构一直没有被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根”的文化根系也从来没有被“革命”过。中国每一个统一王朝在完成统一三十到五十年内，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威胁，其国内生产总值都可以达到当时世界的3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世界的60%，唯一的例外倒是我们的共和国，50年的建设后至今仍只占世界4%左右，其原因我曾在《公有制 从无机聚合到有机融合》⑤一文中有过简单论述：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合态经济细胞遭到破坏（即废除民有制），二是传统文化本位社会的根系被清理，文化本位的基本社会结构不复存在。虽然“一张白纸好写字”，但重新栽过一棵“新树”，生长起来当然要慢过拥有强大根系的“树荪”。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传统的不自觉文化本位社会的消亡却同时酝酿着自觉文化本位社会复兴的机会。中华民族在新的高度上重建文化本位社会已经成为可能。

除了中国，西方同样也有其仿生社会学传统，有趣的是，和以植物世界为仿生对象的中国人不同，西方比较喜欢以动物作为仿生对象。西方科学家发现，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要素“地域观念、群体意识和等级制度”在动物世界中都体现。如狐、狼、虎撤尿确定边界，狼或海豚对后代的“教育培训”等。在动物世界，同类更多表现为竞争，而异类更多表现为斗争，如狐狸侵犯了彼此的边界，往往会有一场争执，却能在决出输赢后就适可而止。而不同类之间的争斗都力图消灭敌人。达尔文的进化论导致西方社会仿生学达到一个高潮：进化论成为西方不同流派思想的精神资源而备受推崇，有的从同类动物如狼群的生存法则中提取了以强弱定尊卑式的“公平”竞争哲学，也有的从不同类动物的弱肉强食现象中提炼出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与西方大异其趣的是，中国古哲学家却从植物世界提取了自强哲学，他们喜欢以竹为喻，中空外直，节节攀高，只求不断超越自己，不求胜败输赢之功利。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所以“不息” 能超然于输赢胜负之外，所以一个人不断完善自我、不断修身养性的努力不会因输赢而停止。斗争和竞争哲学都曾分别在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流地位，唯独自强哲学虽然存在于古老的中国哲学体系中，却从来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始终是阴谋斗争哲学。通过与竞争或斗争哲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自觉的文化本位社会建设和发展以科段制为特色的自强教育体制，自强精神将成为未来人类主流意识。

植物体“根、茎、叶”之间的分工关系似乎可以与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相对应。在社会系统的三大子系统中，文化系统的作用类似于植物体中的根系。根深藏于土壤之中，不能象枝叶一样让人看到其鲜艳的外表，却是植物生命最本原的一部分，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部分，根能为植物体提供生命信息、水、无机盐犹如文化能为社会提供教育、科技、信息、管理智慧和高素质劳力等要素一样。植物根的生长特性是高度的多元化、自由化，呈发射状伸向各个方向，这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从植物体中根的形状结构，我们不难得出文化发展的仿生规则绝不能控制思想自由、限制文化发展，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中文化根系的薄弱而根系的薄弱又必然为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的缺陷。我们常看见园丁拿着大剪剪枝去叶，却没有看谁拿树根去剪的，可见我国历史上的坑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社会发展的破坏之严重。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需要的是绝对自由，反之，政治经济则只需要相对自由。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实践上的相对保守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较好的搭配。一个民族的经济崩溃了可以恢复，政府倒了可以重建，文化的根系断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发展文化、重中之重！

植物体的“茎”可以为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系统的构建提供灵感。茎象征政治的集权原则集中，枝（枝是茎的延伸，枝茎实为一体）则象征政治的分权原则民主。由此可以推出政治学的第一个仿生原则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政权稳定统一的基础上，是一元与多元的结合；由于根的深度与茎的高度成对比，由此可推出第二条政治学仿生原则稳定有力的政治必须依靠深厚的文化根系；“根”的分布面积与“枝”的分布面积成正比，由此可以推出第三条政治学仿生原则：“民主政治”必须以“民主文化”的根系为依托，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务必先培养健康的民主文化否则就象根系没有向四周张开而枝却张得很宽广的树一样，很容易被风吹倒某些国家因片面学习西方民主而导致严重社会危机就是证明。

中国古代的“官”字通“管”，所以官僚系统的本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供各种信息、能量、和物质流动的“管”道系统。从植物茎的组织结构来看，它正好就是这样一个承担运输功能的管道系统，一方面要把根从土地中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盐上传给叶子，一方面又要把叶子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物质下传给根植物的茎本质上是一个供各种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在其中流动的管道系统。茎在植物体中，既不能产生能量也不能提供水和无机盐，而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从茎的功能与结构我们不难发现，当下流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一个非常符合仿生学原理的政府形式。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应该是直接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而应该最大地发挥通道作用，让各种社会要素科学、艺术、信息、劳力、资本、土地产权、技术、管理、知识在其中自由流动、畅通无阻。而一切阻碍这种流动自由的因素，都必须努力将之清除，如对垄断、保护主义、腐败的打击。同时它还要限制各种有害要素在社会中的发展自由，如如打击邪恶宗教、犯罪分子、毒品等等。树木的茎还需要在森林法则下与其它树木竞争，把生产系统 叶子推到更高的竞争平台上。这与政府的经济服务功能完全一样。

经济可以比喻为树的叶子。叶子藉光合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CH2O）n,进而制造蛋白质、脂质、维生素及荷尔蒙。叶子就是树的一家家工厂，所以用叶子来比喻经济是最恰当不过了。叶子能不能健康生长，一方面取决于充足的阳光照射量，另一方面取决于水和各种矿物质的吸收。前一个条件取决于茎的高度和枝的密度，后一个条件取决于根的深度和广度。叶子总有枯荣之周期，这犹如经济总有盛衰之变化，依此类推，不能有效对付经济危机的是落叶型经济，能有效对付经济危机的是常绿型经济。

根据社会三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根茎叶”关系，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不同类型政府的区别了。

一：仙人掌式经济建设型政府：仙人掌的特点是本应承担光合作用的叶子完全退化、变成了一些小小的刺，“茎”本应承担“根”与“叶”之间物质、信息、能量传输的“公共管道”功能，却越俎代疱承担了叶的工作，变成绿色代替叶子进行光合作用以获得能量。我国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就是这种“仙人掌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