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中国金融的深度变革与互联网金融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平滑风险能力弱、国际化程度低的缺陷，因此必须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推进金融体系“宽度”改革，通过开放和国际化推动金融体系“长度”改革，而互联网金融发展将会牵引金融体系的“深度”改革。互联网与金融具有基因契合的特点，互联网与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配置和竞价机制四种基本功能相耦合，因而能大大优化这些功能。本文最后分析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替代边界，指出未来的金融业态是在竞争中共存、在共存中竞争。

自1984年以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体系沿着市场化方向取得了巨大进步，无论在规模、结构、产品和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等方面，还是在制度、规则、治理结构、透明度以及风险管控等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有了显著提升。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着眼于未来的竞争态势和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在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构造一个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这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国金融，其核心标志是：结构上要富有弹性并具有良好的透明度和金融功能的高效率;既要有趋优的资源(资金)配置机制，又要有很强的风险平滑f或风险配置)能力。这样的大国金融，既是高度市场化的、竞争性的，又是开放的、国际性的，还是高技术化的、便捷的。按照这样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能力明显不足，具有重要缺陷。

一、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

1.存在较大程度的垄断性，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效率相对较低

中国金融体系的垄断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准人垄断、价格管制、市场封闭。其结果是，竞争不够充分，超额垄断利润明显，客户对金融服务满意度低，从而造成了在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与资金提供者(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收益的不平衡。

金融效率低是中国金融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广义货币(M2)存量与GDP之比接近200%，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美国约为60%，日本约140%，欧盟约60%)。M2与GDP之比，既反映出潜在通胀的压力，也反映金融体系的效率。垄断和市场化程度不高是金融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2.金融结构弹性较低，吸收和平滑风险的能力较弱

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是配置风险。金融结构的弹性既来自于竞争、透明度和市场化机制，更取决于金融体系的证券化程度或者说取决于金融资产中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在于价格波动，而在于风险的持续积淀或风险的存量化趋势。要使一国金融得以安全有效运行，必须创造一种风险流量化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资产证券化和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风险流量化机制是金融结构富有弹性的前提。无论是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看，还是从金融资产的证券化率看，中国金融结构都是相当刚性的。刚性化的金融结构为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3.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程度低

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要开放、要大幅度提升国际化程度，是因为要维系日益庞大的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要有一个能在全球配置资源又能在全球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从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现状看，要实现这一目标显然力不从心，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也不相匹配。

中国金融体系开放度较低的一个表现是，除QFII之外的外国投资者进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还存在制度性障碍，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交易的货币;国际化程度较低的表现是，外国(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比例低，外国(外资)企业还不能到中国市场上市，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应有的影响力。

二、中国金融体系的“三维”改革

要实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必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相对于中国金融体系所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可以概括为“三维”改革。

1.中国金融之“宽度”改革①

“宽度”改革的核心是推进金融结构的市场化、证券化，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主要是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特别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不断提高金融资产证券化率。

资产证券化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一国现代金融体系形成的基石，是金融结构市场化变革的主导力量。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权益资产证券化和债权资产(债务)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债权资产证券化的重要类型。在中国，除了继续推进权益类资产证券化，优化权益类证券资产结构，提高权益类证券资产的市场价值之外，还必须大力推进债权资产(债务)证券化，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信贷资产支持债券等，以推动资本市场在结构上的均衡发展。

从现状看，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偏小，对经济和金融投资活动的影响力有限，在结构上又是不平衡的。股票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高于债券市场，但其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无论是市值规模还是价格指数都长期徘徊不前，基本上没有反映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债券市场相对封闭，种类较少，规模有限，分割运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更是雷声大、雨点小，几无进展。这种结构上不平衡的资本市场损害了市场效率，大大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不利于企业优化资本结构。

中国股票市场的改革重点，一是必须修改《证券法》，为股票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奠定法律基础：二是修改以IPO发行审核制度、退市机制、并购重组规则为重点的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规则，以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三是严厉打击包括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内幕交易存内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市场透明度。

在中国，债券市场改革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改革债券发行审批体制。多头审批、多头监管的体制，是制约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主要体制性因素;二是统一市场、消除分割，使之真正成为投资者财富组合的机制。

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盘活商业银行存量资产，减轻商业银行的资本消耗，提前消除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完善资本市场财富管理功能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切实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防止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现象的出现。

2.中国金融之“长度”改革②

“长度”改革的核心是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使金融配置资源的链条跨越国界。主要是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高外国(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例，实现外国(外商)企业在中国境内上市，将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21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举措，也是金融领域中最重大的改革，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甚至要高于中国加入WTO。从一些硬指标，例如经济规模、国际贸易、外汇储备、经济竞争力等指标看，中国有条件、有基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以及国际上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常说来，人民币国际化可分两步走。第一步，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目前，人民币经常项目已经放开，资本项下多数项目也将逐步放开。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实现可自由交易的目标到2016年是可以实现的。第二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成为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储备性货币。从可自由交易货币到储备性货币的过程，既是全球金融博弈的过程，也是投资者认同的过程，期间会有巨大的摩擦和波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只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过渡目标或初始目标，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储备性货币应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最终目标。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设计看，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发达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必须要有大量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主要是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这种金融投资活动实质上是人民币的回流机制。所以，大力发展并开放资本市场，提高外国(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市场投资比例，显然是中国金融“长度”这一维度改革的题中之意。

按照中国政府的设想，到2020年要把上海(或许也包括深圳)建设成为21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按照笔者理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这个市场的金融资产应是全球投资者乃至各国央行必须配置的资产。我们的研究表明，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影响力应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居第二位，市值应在80万亿―100万亿人民币之间。

3.中国金融之“深度”改革

“深度”改革的核心是打破行业垄断，促进适度竞争，提高金融效率。主要是推进金融领域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即利率市场化，推动利润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平均化，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消除歧视，打破垄断，允许新的具有巨大能量的竞争者(甚至是搅局者)参与竞争。这样的竞争者(或者搅局者)，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营资本而更多指的是互联网。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运营平台，其与金融结合，将彻底改革传统金融竞争结构和运行模式，将重塑一种新的金融架构，即互联网金融。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之“深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从而决定了资本的可自由流动;二是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从而奠定了资本合理流动的基础。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还不到位，既表现于金融企业市场主体性不够，更表现于金融领域资金价格即利率主要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利率没有反映出资金的盈缺性，也没有体现出风险的差异性。金融企业市场主体性的不足，必须通过放松限制，引入竞争才能解决;而利率管制则通过改革和放权就能实现。

利率管制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了商业银行的高额垄断利润，损害了实体经济，加剧了资金供求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大量以“利率”为标的的寻租行为的出现，催生着“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滋生着腐败。

利率市场化显然不仅仅指贷款利率市场化，更包括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更具有基础性。从短期看，利率市场化可能会收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的收益率，也可能会给一些资本实力较弱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风险;但从长期看，有利于金融领域的适度竞争，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允许民营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和并购重组，虽然也是中国金融之“深度”改革的内容之一，但基于民营资本在规模、信誉、竞争力等处于明显劣势，民营资本如果还是基于原有的金融模式，那其对中国金融之“深度”改革中的实际作用则相当有限。如果运行结构与现行金融机构一样，任何一家新设立的民营银行在50年内都不可能挑战工商银行。所以，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通常情况下只能起一个拾遗补缺的作用，也就是设立小微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

可以预计，有一种力量，将对现存金融体系提出全面挑战，那就是互联网。以互联网为平台构造的金融模式，我们称之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之所以有可能全面挑战甚至颠覆现行金融模式，是因为它重新搭建了一个快速、高效、低成本、高信息化的基础平台，从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运行结构。对传统金融的运行结构而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异物”，正是这个“异物”可能会使整个金融体系发生“基因”式的变革。互联网金融是中国金融之“深度”变革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节点。金融或许会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