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楠 葛兆强: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改革问题研究

作者:葛楠 葛兆强发布日期:2013-05-09

「葛楠 葛兆强: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改革问题研究」正文

20世纪末期,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才被中国的高层所重视,并开始加快对金融部门的改革。目前,已初步建立起由各类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组织体系,拥有众多金融工具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主要体现为各种法律法规制度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表面上,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色彩非常浓郁。但是,考察其制度绩效,中国金融体系的“深化但狭窄”特征非常显著(诺顿,2010)。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体系为主导,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不发达,金融部门依然是中国经济中发展相对滞后的部分,甚至落后于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中等收入国家(林重庚、斯宾塞,201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中许多深层次问题加速暴露出来,改革步伐有所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都建议:中国应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加快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那么,如何推进和深化中国的金融改革?笔者认为,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深化改革。

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现实逻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截至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为113.3万亿元,证券业总资产为1.5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为6.01万亿元。从量的规模上看,中国金融业已跻身世界前列。但是,如果从金融制度角度考察,中国的金融不仅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也构成了中国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逻辑起点。

(一)中国金融改革的已有成就。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金融业在以下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是国有大银行实现了股改和上市,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效益显著提升。2011年,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53.63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47.3%,不良贷款率1.1%。二是中小商业银行初步建立起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积极致力于产品和技术创新,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末,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为18.37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6%,不良贷款率仅0.6%;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达到9.98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8.8%,不良贷款率为0.8%。三是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服务能力和经营质量不断提升。2011年末,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和资产利润率分别为5.5%、10.7%和1%。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速度加快。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212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村镇银行726家,贷款公司10家,农村资金互助社50家。四是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商业银行自主定价空间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五是货币市场稳步发展。同业拆借市场法规不断完善,交易成员逐步增加,交易系统和信息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完善。2011年,同业拆借累计成交33.40万亿元,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累计成交99.5万亿元,交易所债券回购累计成交20万亿元。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15.1万亿元,累计办理贴现1712亿元。六是外汇市场建设深入推进。2011年,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35538亿美元,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金额折合17710亿美元,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2146亿美元。七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基本形成,积极推动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截至2011年末,10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57万亿元;67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867只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净值达2.13万亿元。在主板市场大力发展的同时,中小企业板建设积极推进,创业板稳步推出且运行平稳,期货市场稳步发展。八是保险业稳步发展,对居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全国保费收入增长较快,近年年均增长达到26.5%。九是金融宏观调控保持了较好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运用灵活,货币信贷保持了合理增长,较好地处理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控制通货膨胀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问题。十是金融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

(二)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不足。

从国际比较而言,中国金融体制更为审慎的改革与转型避免了金融混乱和金融失败,使中国的金融深化比其他转轨经济体程度“更深”。但是,这一成就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也使得中国金融领域的历史积弊越来越多。诸如金融机构及金融产品准入的市场化问题、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问题、小微企业融资机制建设问题、政策性金融(包括“三农”金融)扶持问题、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问题,以及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建设与调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等问题困扰着中国金融的深化与发展(夏斌、陈道富,2011)。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1、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进程明显迟滞。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为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和金融制度深刻变迁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金融变革。主要内容包括:取消信贷管制、取消利率管制、放松金融业准入、保持银行自主经营、多元化银行股份结构和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等等。然而,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8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成就斐然,但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存在且日益严重。比如,对利率的管制、对资本配置的干预、对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和对跨国资本流动的限制,等等。究其原因,部分是考虑到金融机构的素质不高,过早放开管制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实质上,关键原因是政府对市场不信任。目前,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市场化程度反而比中国高(张斌,2012)。即使从国内的情况看,非要素市场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也远远高于金融领域。

2、“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并存的特征很明显。相对于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历经30多年改革的中国仍具有显著的“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特征(夏斌、陈道富,2011)。关于金融滞后,学术界更多地是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指标进行分析,如金融市场发展、企业融资结构、产品多样化程度、机构多样化程度,等等。从中国的情况看,金融滞后主要表现为三个“严重并存”:投资不足与产能过剩严重并存;货币供应过多、货币迷失与金融抑制严重并存;对外的巨额金融投资与较低的收益水平(1.8%)严重并存。中国的金融滞后,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目前还是一个“金融弱国”。主要表现在:人民币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还相对固定于其他货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受制于他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影响,缺乏对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高,主要资本管制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绝大多数金融产品无标价权和定价权;市场准入仍受到严格的审批管制,证券、保险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仅占全部金融业务的极小份额;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尽管有些机构的资产和利润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但“国企”色彩浓厚,治理结构不健全,主要依靠政府保护来应对国际竞争;金融调控手段大多属于行政手段,缺乏金融强国的全球金融调控“阅历”,也缺乏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控工具与方法。“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的并存,意味着中国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尤为迫切。

3、金融体系格局严重失衡。改革以来,基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传统思维的路径依赖,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机制长期支配着中国金融体系。证券业、基金业和保险业尽管有所发展,但中央政府对银行体系的偏好和依赖,导致了决策部门长期维护着对间接融资体系的管制,确保社会储蓄的绝大部分流入银行体系,使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发展一直步履蹒跚。目前,跛足的金融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滞后的部分,甚至落后于一些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中等收入国家。理论和现实表明,资本市场是社会融资的一种重要机制,它有助于一个多样化或宽化金融体制的发展(林重庚、斯宾塞,2011)。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初衷是为了推动国企改革。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股票市场依然因管制和透明度问题而发展缓慢。企业债券的发展也因发行受到严格限制,市场规模微乎其微(诺顿,2010)。目前,中国银行业资产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2%,证券业和保险业仅占8%。国际经验表明,这种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金融体系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尽管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全球排名第三,债券市场排名第五,期货市场交易量也名列前茅,但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处于非常次要的位置。2011年,企业部门的全部股票市值和公司债券余额只有26万亿元。此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也不平衡,市场层次有待完善,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从保险业的情况看,2011年末,保险业资产总额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保费收入也居世界第六位,但保险业总资产仅为同期银行业总资产的5.4%、GDP的12.8%,保费收入仅占GDP的3.1%(世界平均水平为8%)。这意味着,中国保险业的保险密度和深度都比较低。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业市场份额畸大,而证券业和保险业畸小的市场格局,既不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协调发展,也难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4、金融市场发展很不均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宏观金融调控,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但是,关于三大市场的协调以及金融改革的路线图,迄今没有总体发展规划,以至于中国金融发展长期存在着重货币市场、轻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问题,结果导致了资本市场发展长期低迷,保险市场发展滞缓,金融市场发展极不均衡。以资本市场为例。2011年中国证券业总资产仅为1.57万亿元,只有银行业总资产的2%,尚不及美国高盛公司的1/3。同时,证券机构普遍存在着业务单一、经营模式趋同、盈利能力低下等问题。2011年证券业全部净利润只有400亿元,仅与摩根士丹利公司相当。如果观察上证指数的演变轨迹,2001年上证指数就达到了2245点,但十年后的2012年1月6日,上证指数又回落到2163点。同一段时期,印度股指上涨了328%,俄罗斯股指上涨了1206%。由于金融市场之间发展极不均衡,直接融资比重偏低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目前,国内企业融资的80%以上源于银行贷款,股票和债券融资比重2008年为8.48%,2009年滑落到5.7%,2010年又回升到13.75%。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不仅导致金融体系结构失衡,也使得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

5、国有银行体系行政垄断难以撼动。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体系主要是由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它们的资产占整个银行体系的92%以上。除此之外的村镇银行、外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构成了银行体系的“其他”部分,处于中国银行业的“边缘”。有资料表明,截至2011年底,全国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达3800多家。其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比重为47.1%、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4.4%、城市商业银行为15.0%、农村商业银行为10.4%、外资银行为2.9%。作为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存贷款、资产及市场份额,所占比重都在15%左右。这意味着,与《反垄断法》规定一家企业达到市场份额50%,两家企业达到67%,三家企业达到75%的反垄断的规定相去很远。也就是说,当前中国银行业并不存在行业垄断(易宪容,2012)。但是,从所有制性质角度看,中国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或制度性垄断。显然,要打破中国银行业的行政性或制度性垄断,仅仅让民营资本进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制度变迁方面努力。但是,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此是难以乐观的。也许,行政性或制度性垄断本身并不意味着绩效低下,但这里的绩效是经济绩效还是政治绩效?1978~1993年,在“无受损者改革”时期,中国的银行体系从“讲政治”角度为软预算约束和“濒临破产的企业”持续“输血”,保证了它们的存活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到20世纪90年代末,坏账已占到全部银行贷款的40%。有学者认为,这些不良贷款约有30%来自各级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约有30%是为支持国有企业而形成,约有10%来自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还有10%左右来自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最后约20%是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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