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俊 袁志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自2010年以来，全球公共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公共债务危机、美元危机、世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2011年世界经济的首要经济问题 。但是，公共债务危机较多地只是被当作某种“危机事件”，而非某种“趋势”或某种“规律”来进行研究，对公共债务危机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是一个与“金融危机”类似的事件，而是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某种新变化和世界经济危机某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新的变化？从早期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vention）的研究，再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对“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和“创造性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的讨论，全世界从未停止过研究。基于生产关系 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广泛研究以及少量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研究 ，关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有限改良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良了但并没有、也无法消除危机的根源；二是资本主义实现了“自我扬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有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共和”走向“融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相互批判和吸收，各国经济制度有一种融合的趋势，其中，“资本社会化”是一个结合点，全球化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亚洲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典型例证。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前途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历史终结说”（end of history）、“适应说”（gradual adaption）、“崩溃论”（collapse of capitalism）等。

与资本主义宏观变化趋势相对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研究亦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管理组织的再造（reengineering）；二是劳资关系的恶化（deterior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三是生产活动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y）。管理组织的再造，突出地表现在企业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的出现和强化，它使得资本组织过程从原始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发展到股份联合占有，再发展到当代以监管为核心的控制占有 。至于劳资关系，众所周知，战后资本主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会地位、实行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加上全球南北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贸易，其内部的劳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但是，劳资关系根本对立的性质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终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部转嫁矛盾的空间收窄，劳资关系再度紧张，工资份额和消费能力不断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企业的金融化则表现为企业越来越按照金融资本的利润目标进行投资运作，企业活动越来越具有非生产性。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较高的资金流动性和资本回报率，这就引导工业企业要么寻求更低原材料价格，要么关闭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项目（如IBM公司出售个人电脑业务），要么，当实体经济投资机会枯竭的时候转向虚拟经济活动，这时候企业兼并或并购等所谓“重组”（corporate reconstructing）日益频繁，这些重组活动往往不是寻求企业增长，而是财产权的再分配，其最终结果是更少的公司控制更大的市场，并凭借其资金实力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追求高额的短期利润 。

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相对过剩必然导致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举步维艰，单个企业为了克服利润困境，不得不进行以下调整和努力：一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技术创新也是资本主义的属性之一，因为没有技术创新资本主义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此时的技术创新过程已经取代了技术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的必要条件）；二是不停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兴建生产企业，制造“供给创造需求”的神话；三是在虚拟经济中寻求利润机会，最终将企业导向金融化的发展道路，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房地产和金融结合在一起成为“房地产金融”，股市中“概念”五彩缤纷。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收窄，一方面迫使企业生产活动金融化；另一方面迫使企业不停地压低劳动工资成本；再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的介入，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进一步强化，以确保股东和债权人的利润诉求。反过来，一旦企业的治理结构确立，股东就能够指挥企业按照金融化的标准展开运作，进一步强化企业的金融化特征。特别是当工资份额降到很低程度的时候，运作金融化和与金融化相关的治理结构更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金融化和劳资关系再度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微观机制的研究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关系、组织行为和运行机制之间的互动过程，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宏观运行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实体经济的困境迫使资本主义转向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不断吞噬，但虚拟经济的发展最终又要受制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虚拟市场的投机都是基于实体市场的增长“预期”，但虚拟空间平均利润的增长不可能快于实体经济价值创造的增长（经济增长），虚拟市场任何虚幻的增长奇迹最终都将因为看似偶然、实是必然的各种预期冲击所破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始终处在危机的边缘。危机和危机预警迫使政府干预程度不断加深，而政府干预的核心也随着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而从实体领域的劳资关系调节、技术推动、需求管理等转向以虚拟空间正常运行为核心的金融管理。在政府干预内容转变的同时，政府自身也发生了性质变化，政府不再是单纯的“守夜人”，而是上升为市场运行的最高“上层建筑”，它不仅是管理者，而且也是直接参与者。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模式不再是传统的“看不见的手”指挥各个理性“经济人”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从传统的“宏―微观结构”转向“产业――金融――国家”架构，市场运行机制将由传统的价格机制转向“利益关联机制”的政府干预机制。

新的宏观运行模式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就好比挂了空挡的发动机，无论速度多么快，“资本主义的空转”都不能产生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而为了维护这种空转，资本主义需要从实体经济抽取更多的资源，使脆弱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随着工资份额下降，社会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下降，政府不得不依靠财政扩张政策来扩大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财政扩张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税收、公共债务、通胀和对外掠夺等。

过去，对外掠夺是发达资本主义缓和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包括资本输出、基于垂直分工的全球生产体系、伪装的超国家治理、货币战争、石油战争、军火输出、武装掠夺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通过纯粹经济形式的矛盾转移途径逐渐收窄，而纯粹的军事掠夺尚在伪善的面纱下没有成为常态，所以，内部手段也就成为主要手段。而在内部手段中，税收重负不仅会抑制私人投资，而且也会导致选举政治中的不利局面，通胀也会导致经济极度不稳定和社会矛盾，因此，公共债务也就成为各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常规武器”。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起点，它表明，在新的世界混战爆发前夕，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得不从它惯常使用的“外部转移”向“内部转化”方式转变，从而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因素更多地在发达国家内部暴露出来。

概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微观层次上企业治理结构强化，劳动关系再度恶化，中观层次上技术创新、大规模投资、金融性重组成为战略发展方向，宏观层次上“产业――金融――国家”架构下的“利益关联机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宏观干预机制。

二、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制度根源

西方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问题并不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各国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各国政府管理经济的需要，公债功能从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不断向宏观调控功能发展，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公债，可以说，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模式。在当代，公债已经成为基础性金融资产，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资产10%（中国公债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的6%－8%）。公债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极为重要，特别是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政策工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在200%以上，意大利、希腊在100%以上，美国、法国、葡萄牙均在80%―100%之间，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均在60%以上。但是，如果仅从公债功能的不断扩大并不足以解释公共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只有把公共债务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途径或增长模式的时候，才可以理解发达国家为什么也会发生公共债务危机。

2008年10月，冰岛宣布破产，冰岛克朗大幅度贬值，外汇储备迅速减少，主要银行陷入危机。这个曾经以渔业为主的“最幸福国家”由于羡慕美国等经济大国的金融业发展趋势，不相信仅靠捕鱼能够致富而大力借债发展金融业（外国资本占80%股份），虽然2007年它的GDP仅为1.3万亿克朗（约合193.7亿美元），但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人均负债20万美元。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根本无法救助。2009年11月，由于负债累累，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将其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迪拜重要债权人的欧洲各大银行股票遭到抛售，欧洲股市受到重挫。2009年底和2010年初，由于标准普尔公司等评级公司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用等级，希腊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大幅度贬值。根据欧盟统计局的资料：2010年，希腊赤字占GDP比率达10.5%，公债余额占GDP比率达142.8%。紧接着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及葡萄牙等五国也面临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都与经济金融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针对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有人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小国是不宜过度发展金融业的，更不应该试图建设所谓的世界金融中心。那么，经济大国过度发展金融业就可以避免危机了吗？实际上，除了欧洲债务危机之外，美、日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债务压力。日本是一个传统的高储蓄的发达国家，日本几乎没有外债，但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开支规模扩大，加上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不断升值的压力也给日本出口行业带来严重冲击，特别是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灾后重建负担沉重，菅直人政府拟实行的“新政”不得不指向结构性减税、公共部门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以便为急速增长的公共开支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高达14.3万亿美元，主要包括战争费用、福利支出和金融危机之后庞大的政府刺激计划。除了提高公共债务上限之外，美国在未来将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降低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国债货币化等具有极大政治风险的政策措施。债务危机这个曾经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转移到了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这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面临着公共债务危机呢？一个共同的背景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为了救市增大了预算，另一方面，随着危机后私人部门“强制性”储蓄提高（去杠杆化），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为了防止可能的衰退，各国借鉴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迅速实施一系列干预措施，纷纷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导致公共开支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增加约15.3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基本模式。因此，此次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可以说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继续和深化。

但是，从较深层次的分析来看，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公共债务危机也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竞争加剧有关。对于整个欧盟而言，由于欧洲一体化之后，欧洲范围的“核心――外围”分化加重，地区发展不平衡加重，各地财政压力迥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