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志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反思――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持续增产的悖论

摘要：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粮食增产是“结构性”增长，在主粮产量和播种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辅粮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若把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进口量考虑进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实在不容乐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所创造的粮食丰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现代农业发展中资本对土地和劳动的替代，源于不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替代。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我国应该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坚持走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粮食增产；“结构性”增长；粮食安全

2012年两会期间，数位代表对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表示担忧。如当前务农劳动力多为六七十岁的老人，新生代农民断档，一些地方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过去种两季的现在也普遍只种一季，由此可能影响复种指数和粮食产量(皮曙初、李鹏翔等，2012)。2012年2月初，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也对当前农业人才总量不足，农村劳动力和农技人员老龄化引发的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表示忧虑(董峻、于文静，2012)。但同7月份，舆论风向似乎发生了逆转。首先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夏粮产量的相关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2599亿斤，比2011年增产71亿斤，增长2．8%。且当年粮食总产量达11791亿斤，比2011年增加367亿斤，在“八连增”的基础上实现“九连增”(国家统计局，2012a，2012b)。有学者据此表示，当前中国农业增长的辉煌成绩是在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背景下取得的，由此就得出“老人农业有效率”这一结论(贺雪峰，2012a，2012b)。面对农村劳动力不断老龄化而粮食产量却持续增长这样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悖论”，如何进行深层透视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不仅对于澄清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和疑惑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借鉴价值。

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粮食产量的“结构性”增长

(一)主粮产量持续增长而辅粮产量却不断下降

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当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时则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2006年末，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41－50岁的占23．1%，51岁以上的占32．5%，远远超过了判断劳动力老龄化15%的国际标准，“老人农业”现象凸显(李澜、李阳，2009)。但是，正是这支老龄化的农村从业人员队伍，却创造出我国粮食产量自2003年起“八连增”的辉煌成绩(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从2003年的43070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50160万吨(突破1万亿斤大关)，再到2010年的54648万吨，八年间共增长了11578万吨，增长幅度达到26．88%，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但是，具体到粮食内部的各种作物来说，其产量增长幅度却并非一致，有些作物甚至出现了减产的现象。如表1所示，八年间我国稻谷产量增加了3510万吨，增幅为21．85%；小麦产量增加2869万吨，增幅为33．17%；玉米产量增加了6142万吨，增幅为53．03%。与此同时，大豆和薯类等辅粮作物的产量却出现了下滑现象，八年间大豆产量下降了31万吨，降幅为2．01%；薯类产量下降了399万吨，降幅为11．36%。粮食作物的结构性增减变化不仅体现在产量上，同时也体现在播种面积上。据统计，2003－201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共增加了10466千公顷(约1．57亿亩)，增幅为10．53%。其中稻谷、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3365千公顷、2260千公顷、8432千公顷，增幅分别为12．69%、10．27%、35．03%；而大豆、薯类的播种面积却分别减少了797千公顷、952千公顷，减幅分别为8．56%、9．81%。如果说产量的增长反映的可能是由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引致的数量变化，那么播种面积的增减更能反映出农户种植意愿的变化。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农户种植稻谷、小麦、玉米等主粮的积极性不断提升，而种植大豆、薯类等辅粮的积极性却不断下降。

(二)粮食产量“结构性”增减的原因在于老人农业中各作物机械化便利程度不同

农作物产量及播种面积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增减变化趋势，除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三种主粮的产量高、价格好、利润大，而两种辅粮的产量低、价格低、利润低等因素外，主粮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易于推广和应用也是人们热衷于扩大三种作物种植面积的重要诱因。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种田者老龄化和妇女化的现象十分突出，这支队伍从事日常、零星的田间管理工作还能够胜任，但一旦遇到长时段、高强度的播种收割等农作任务，则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最佳选择是播种最省力、不需要怎么费心照看的粮食作物，大田中生长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就成为最优选择。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这三种主粮作物生产中的机械化普及程度最高，在收获季节甚至出现了联合收割机转战大江南北，社会化服务体系深度介入的空前盛况。如在小麦成熟的季节，我国有4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从河南的南阳开始，一路收割到东北的黑龙江，时间横跨了每年5月至8月近三个月的时间。(陈锡文，2011a)2011年秋粮收获期间，全国共完成玉米机收面积1．7亿亩，玉米机收水平达到33．6%，比2007年增长了26个百分点(刘玉，2012)。过去“人海战术”忙秋收的景象被机械化作业所代替。在四川、重庆、云南等水稻产区，机械化收割开始受到农民青睐，每亩地220元的农机收割成本大大低于400元的人工收割成本，老农认为既节约时间又节约成本，对使用收割机收割赞赏有加(何莉，2012)。与主粮收割过程中机械化进程的高歌猛进相比，大豆和薯类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应用程度却不尽人意。以薯类为例，目前的红薯机械化收获相对落后，马铃薯可以进行机械化种植和收获，不过在种植量小的情况下，机械很难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八年来我国粮食产量的“结构性”的增减变化确实是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户的理性选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在不经意间走上了一条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之路，农业机械化和人口城市化双重推拉力量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的广度和深度。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隐忧

(一)从进出口数据看我国农产品自给水平不容乐观

粮食产量“八连增”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2003－2010年的粮食产量增长属于“结构性”增长，主粮大幅度增产，辅粮小幅度减产，但由于增产的幅度远远大于减产的幅度，所以我国的粮食供给目前来看还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从粮食供给转向整个农产品供给，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供给很难称得上“安全”，大豆、棉花、使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自给率远远低于安全警戒线水平。

表2列出了2003－2010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数据及进出口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八年间我国的主粮进口量从209万吨上升到1215万吨，总共增长了1006万吨，增长率为481．34%。尤其是2008年以后，我国的主粮进口量成倍增长，从309万吨增长到968万吨再到1215万吨。而同期粮食出口量却不断下降，八年间我国的粮食出口量总共减少了1955万吨，减幅达87．67%，这“一增一减”的趋势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如果说主粮进口量和国内粮食生产总量相比微不足道，2010年所占比重仅有2．22%，那么大豆进口量的快速增长乃至超过主粮进口量的态势，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戒。八年间我国的大豆进口量从2074万吨上升到5480万吨，进口量整整增长了一倍多，增长率为164．22%。并且，大豆进口量与主粮进口量之比八年间不低于4．2倍，最高在2007年达到19．9倍；大豆进口量与其国内生产量之比不低于1．2倍，2010年更是直线上升到3．6倍。由此来看，近年来流传的“大豆之殇”和“大豆沦陷”的故事已不仅仅是传言了。

除了粮食外，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也是近年来我国进口的重点对象。表2的数据显示，2003－2010年，我国棉花的进口量从87万吨上升到284万吨，总共增长了2倍有余，达到了197万吨。而同期棉花出口量却不断下降，八年间从11．2万吨减少到0．6万吨，减幅达94．64%，在国际贸易中几乎变成了净进口。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从2003年的541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687万吨，进口量常年保持在国内生产量的17%以上，最高点在2004年达到近55%，同期出口量却微乎其微，2008年以来甚至出现了直线下降的趋势。从这一连串的数据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老人农业”不安全，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掩盖农产品整体贸易格局的失衡。

表3为我国主要农品的自给率数据。如表3所示，2003－2010年，若不包括大豆，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从99．52%下降到97．83%，但仍位于95%的安全警戒线以上。如果把大豆包括进来，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八年来从99．88%下降到89．49%，自给程度已经不足90%，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若是单独考察大豆本身的自给率，这组数据更是显得差强人意，八年来我国大豆的自给率从42．60%一路下跌到21．58%，自给率仅仅达到两成，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此外，这八年中我国的棉花自给率从86．51%下降到67．78%，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从74．75%上升到85．25%，但仍远低于95%的安全警戒线水平。所以，有些专家认为，如果仅仅讲谷物，我们的自给率基本上可以达到100%；如果把大豆算进来，我们的自给率不到90%；如果再把棉花、植物油算进来，我们的自给率大约是80%(陈锡文，2011b)。由此可见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二)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模式的转变是导致油脂产品紧缺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产粮大国为什么还要进口这么多的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呢？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尤其是肉、禽、蛋、奶等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的需求量骤增。众所周知，豆饼和棉籽饼是畜禽饲料的重要来源，豆油和其他植物油是食用油料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现有土地资源还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油脂产品条件下，人们对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强烈需求必然带动了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的大量进口。有专家估算，我国目前每年进口5400多万吨大豆，按照我们现有亩产230市斤的生产力水平，大约相当利用了境外5亿亩播种面积；加上每年进口的六七百万吨植物油，以亩产85市斤毛菜籽油的水平，大约相当利用了别人2亿亩土地；再加上每年进口两三百万吨的棉花，大约也需要3000万亩土地。这样算下来，我们现在大概相当于每年利用境外6亿亩到7亿亩的土地，才能保证我们现在这样的消费水平(陈锡文，2011b)。也就是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同时也是一种土地节约型的制度变迁之路，不过这里节约出来的不仅是本国的土地，而且还包括大量利用境外的土地资源。

除了上述原因外，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居民生活模式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也是导致我国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大量进口的重要原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后，老年劳动力无暇种植耗时较多的大豆、棉花、花生等农作物，原来的生产者变成了如今的消费者，客观上增加了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需求力度。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后，城镇人口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他们对肉禽蛋奶等农产品需求量会相应增加。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小组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谷物类食物402克(城市居民366克，农村居民416克)，畜禽肉类79克(城市居民105克，农村居民69克)，水产品类30克(城市居民45克，农村居民24克)，蛋类24克(城市居民33克，农村居民20克)，植物油33克(城市居民40克，农村居民30克)(翟凤英、何宇纳等，2005)。因此与其说是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导致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大量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