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光：“小农经济稳固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早期争论

19世纪中叶以前，以西斯蒙第、约翰・穆勒、威廉・罗雪尔为主要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秉持调和折衷主义的学术理念，相继提出所谓“小农经济稳固论”→“大农场和小农场适当搭配论”→“大中小农场和谐共生论”，极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是一种发育不全和缺乏生命力的伪科学，但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学术地位，从理论源头上澄清这套学说体系的来龙去脉和反动本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小农经济稳固论”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始作俑者是瑞士籍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奠基人西斯蒙第，他反对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发展，要求恢复中世纪宗法式的小农经济，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反动的和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1]（p297-298）。19世纪中叶，以英国的约翰・穆勒和德国的威廉・罗雪尔为主要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采取折中主义手法，大肆鼓吹“大中小农场和谐共生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2]（p17），这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2]（p17）和“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1]（p301）。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爱德华・大卫、奥地利的弗・赫茨和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布尔加柯夫、切尔诺夫等人，“正像布伦坦诺、桑巴特、伯恩施坦之流一样，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3]（p303-312），他们极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工农联盟的形成，关于“小农经济稳固论”的喧嚣更是达到高潮，曾给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造成巨大损失。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当苏维埃政权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新民粹派重弹“小农经济稳固论”的老调，企图阻扰和破坏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尽管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浪漫主义改良思潮一开始就遭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严厉的批驳，在理论上已经彻底破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以改头换面、花样翻新的形式反复出现，至今仍在影响着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模式和未来政策走向的选择。

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实行家庭承包承包责任制，理论学术界一改往日对“小农经济稳固论”的批判态度，掉头转向为“小农家庭经营具有持久生命力”进行辩护，把它看成是一种超越历史、超越国界、超越不同社会制度、超越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不同所有制形式、超越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性农业组织形式。但当人们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经济制度时，除了强调“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和“家庭经营的泛历史性”这种老生常谈之外，几乎提供不出任何新的内在根据和历史佐证。追根溯源，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把“小农经济稳固论”视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之间围绕资本主义大农场与小农经营孰优孰劣问题开展争论的一桩学术公案”对待，而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国内学者发表对其批判的文章仅有2篇①[1]。1985年10月，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阪本楠彦先生来中国讲学时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小农经济稳固论” 的来龙去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②，随后我国农业经济学界对这一反动学说的批判和研究成果才逐渐多了起来③。但由于论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200余年，所涉及的各种学派代表人物甚多，很难辨别清楚各种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究竟在说些什么”。正如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真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硬塞进去”[4]（p26）。笔者基于这种考虑把本文考察的时限严格锁定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尽量做到“旧论”与“新论”不掺合，以期更好地展示“小农经济稳固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早期争论的主要观点。

一、“小农经济稳固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分析

在西斯蒙第抛出他的“小农经济稳固论”之前的百余年间，不管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和德国的农业经营学家，一般都属于“大农经营优越论”的倡导者和拥护者。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英国农业学派创始人阿瑟・杨格(Arthur Young，1741-1820)，德国农业经营学派创始人泰厄(Albrecht Thaer，1752-1828)。比如，魁奈在《租地农场主论》（1756）一书中提出：“农业的利益多半决定了土地要集中于大农场，富裕的农场主能将其经营到最佳状态”[6](P58)。阿瑟・杨格《农业经济论》（1770年）一书中提出：“从事综合经营的农场最佳规模为土地560公顷(其中耕地348公顷)，役畜30头，固定劳动者46人，临时工9760人”[5]（p5）。泰厄在《英国农业入门》（1798年）一书中提出：“历来把农业和工场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一般来说，农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叫产品(Product)，工场生产出来的东西叫制品(Fabrikat)。但依我所见，二者是完全相同的，想使工场手工业兴旺起来时所应采用的格言，在要使农业完善起来时也同样适用”[5]（p5）。但到了19世纪初期，让・沙尔・列奥尔・西斯蒙第（J.-C.-L.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一改往日其他经济学家“大农场经营优越论”的观点，而转向鼓吹“小农经济稳固论”，这究竟是何缘故呢？关于这个问题，只有站在英吉利海峡中线左右观察和比较英法两国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方能解释清楚。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海峡此岸的英国。英国是世界上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体制的先行国，“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2]（p791）①[2]，“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到十九世纪，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2]（p791-801）。因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2]（p813）。同时，“一部分农民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2]（p814），土地贵族凭借其土地所有权垄断变成了坐收高额地租的“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2]（p823），这样就形成了由大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农业雇佣工人组成的三层阶级结构式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经营体制。于是，“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2]（p738）。18世纪中叶以后，“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2]（p814，“正是基于农业资本家阶级的出现的一种农业革命，使英国成为经济工业化的第一个国家”[7]。不过，英国农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2]（p814），因此英国人对其成功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感到痛心。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维护者约・阿伯思诺特也说：“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隶农好多少”①[3]。亚当・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更是怀着对克尔特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写道：“在苏格兰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下，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而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出路”②。特别是“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③。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强烈要求议会：“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因为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2]（p796）。凡此种种，只不过是暴露出“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2]（p776）的迷茫，“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1]（p295）。但是，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却成了西斯蒙第创建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想遗产”。当然，除了这些，对西斯蒙第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英国的社会经济因素。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正当英国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黄金时期”却遭遇了法国爆发1789年的大革命，紧接着是1792―1815年的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及欧洲大陆在1806―1813年对英国实行“宏大而可耻的经济封锁政策”和美国在1807―1811年对英国实行海上贸易禁运政策，由此造成英国工业品出口和粮食进口几乎中断，又恰逢1808―1810年英国国内的谷物歉收，致使粮价从封锁前的66先令飞涨至117先令，引发了英格兰中部、北部及卢德地区的社会骚乱。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英国在1788年、1793年、1797年、1810年和1919年接连发生了6次不规则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上各国的农业生产力刚一开始恢复，英国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此时又恰遇英国农业在1813―1815年连续3年大丰收，促使粮价暴跌更加严重，结果造成一大批小租地农场主纷纷破产[8]。因此，当欧洲大陆宣布解除对英国农产品出口实行“封锁政策”以后，英国议会竟然在1815年、1822年、1828年连续颁布三道所谓的“谷物法”和限制或禁止国外谷物输入的“关税调节”政策法令，“这种加在国内居民身上的面包税，显然是为了保证有闲的土地所有者继续得到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异常增大的地租收入。……因此，在这个时期，农业凋敝成为经常的话题”[4]（p706-707）。这样就为西斯蒙第抨击英国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的优越性提供了“口实”。

其次，让我们看一看海峡彼岸的法国。法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传统小农国家，直到18世纪末全国农民人口仍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法国的农业一直落后于英国。因此在18世纪50―70年代的“重农主义体系的全盛时期”[9]（p399），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及其追随者米拉波、里维埃、勒特罗斯内、博道、杜邦等人都把“产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看作“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9]（p399）的开路先锋，他们强烈呼吁政府要求“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9]（p399）。也就是说，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并没有留给西斯蒙第可以继承的“学术遗产”。但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毁掉了重农学派及其践行者杜尔阁试图“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9]（p399），再一次“把法国拉回到它原先的立足点上来”[10]（p127），这为西斯蒙第寻找所谓 “小农经济的理想国”提供了一个现代样本。然而，法国的大革命好景不长，从1793年到1815年的22年间随着“战争、革命、天灾、坏政府、犯罪、反生产的意识形态等等。它一直苦于不稳定和暴力，跌跌撞撞，从政变到政变，从爆炸到爆炸。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