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燕山大讲堂184期

主题：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嘉宾：柳红（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

【要点1】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要点2】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要点3】“三代同堂”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一个是出生在1900-1920年代的第一代――马洪、蒋一苇；第二代是出生在1920-1940年，如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董辅等；第三代是出生在1940-1960年，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

【要点4】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蓄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

【要点5】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

【要点6】80年代的青年人虽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饱满。现在有太多现实考虑，但中国未来只有年轻人，只有他们。不能总想搭便车让别人奋斗牺牲，我享受成果，这是没有的，只有靠自己，每个人做一点会更好。

“80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

柳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星期五晚上很堵，将近周末的时间来听这么一个时间稍微有点遥远而且沉重的话题。可能有些朋友看过八零年代这本书，有些朋友没有看过，我今天想讲什么呢？我想讲一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说是群体的故事？因为198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以群体存在，他们在舞台上发挥作用，启蒙人们的心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但这个群体在历史上作为整体已经消失了，所以人们不知道。现在人们知道一个一个经济学家明星，比如2008年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那一年是中国最High的一个年份，加上奥运会，各媒体有很多评选，比如“30年30人”，或者对过去30年经济改革贡献最大的十位经济学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等，聚焦在几个人身上，他们是否能代表这30年？中国30年的改革是由80年、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三个十年组成的，而在我看来这30年可以分成两段，有两个改革：1980年代是一个改革，1980年后是一个改革，这两个改革路线不同，走的道路也不一样。

因为是研究，所以讲历史时一是一，二是二，今天我只是想还原这个历史。今天来的朋友有年纪大的，你们经历过80年代，有一些是年轻的，可能是80后。刚才在办公室接待我的一个年轻人，刚一说到1989年，他说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今天的讲座你们可看一看那时候是什么样的。

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因积蓄了很久，此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未能够发挥作用之时，这时候三代人同时到场，我把这三代人用年龄做了一个划分：

“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

柳红：一个是从1900-1920年作为第一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是否有经济学背景，有些经济学家你们熟悉，在这里我要说一些名字，即使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个符号，我希望今天晚上讲完后大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认可“那个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是这样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1920年第一代年纪最小的人是谁？――马洪，他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后做过社科院的副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是当年的高岗的“五虎上将”，从延安到东北，然后进京，后因“高饶（饶漱石）事件”打下去，30岁时在东北工业系统里处于重要的位置。如果以1980年来看，马洪是60岁，当他们重新工作为这个国家服务时已经60岁。

还有一位是蒋一苇，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马洪后的一位所长）。蒋一苇是《挺进报》的报人，1948年这个机关被破获，蒋一苇逃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当然他做过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后来是右派，一辈子在波折中。再早一点是1904年的薛暮桥、孙冶方等，“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他们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一代。”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他们有领袖的素质，不是靠一个人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他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们创造了很多事业，非常了不起。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不是我要讲的主角。

第二代是1920-40年的一波，“这一代人在民国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初等教育追随共产主义，参加共产党；或者在1949年后系统地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又或者在50年代、60年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目睹了一个制度的溃败另一个制度的兴起。他们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得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第二代人的代表人物有刘国光（现在将近90岁）、吴敬琏、高尚全，他们都属于第二代，还有董辅（2004年去世）。

第三代是1940-60年，“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受过教育，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参与和影响了既理想又务实的中国改革。”

这是我在书里讲的这三代人，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历史被遮蔽得很厉害，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历史。有一次我在海外参加一次会议，海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南巡讲话后），不知道中国有过一个1980年代，有那么一场火热的年代，非常遗憾。

“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胡适说要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用了“诬古人”、“误今人”，所以还本来面目是要对得起古人，如果没有一个是非判断就可误导了今天的人。这些年我有5年时间做80年代这段历史，中间有很多曲折，随着门打开的程度，现在为止我采访了100多位历史亲历者，一小块一小块历史慢慢串起来，在我这儿的历史图像越来越清晰，我知道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历史，很痛心。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曾经我采访一位经济学家，他讲社科院经济研究编辑部的事情，我想采访他提到的一个老先生。后来中间朋友帮我联系，反馈给我的是，他看我写的《吴敬琏传》，对我有意见。我马上给经济所另外一位老师打电话，说有一位老师我想采访他，而他对我写的传有意见，您说他会对哪一段历史有意见？那位老师说“一定是1956年。”1956年发生了什么？经济所在1956年青年团和党支部之间有过一场争论，结果非常不幸赶上反右，当时的青年团胜利了，党支部连上了反右，两位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反党集团，牵扯到20多人，此后他们一生都非常悲惨，直到80年代才平反，有的已经去世了。

1956年的这段事我在我的书里写了，只有几页很小的篇幅。当时我采访了5个人：吴敬琏、周叔莲、黄范章、乌家培、张卓元，就这样一小段的历史，青年团和党支部争论的事我采访了5个人。党支部的人年纪比较大，可能不在世了，采访青年人后觉得把这段事搞清楚了，就按我采访的内容而写。我写这段事做了小小的评论――“好像年轻人赢了，但是一场悲剧，那些人一辈子在右派生涯里”。前面我说对我有意见的那位老师是青年团的一个人，因为和党支部的意见一致被发配到内蒙，1981年才回到北京。我听后非常吃惊：根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已经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今天我们写历史没有做更多的研究再一次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所以在两年前我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时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叫《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一开头我做了自我批评：写历史要特别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伤害。我就举了这段事，已经采访了5个人还发生了这样的失误，非常过意不去。没想到我在报纸上的自我批评这位老师看到了，去年《新京报》评年度“十本好书”，《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为年度好书被评上，《新京报》做了整版报道。这位老师看到后给一位经济研究的老先生打电话说：请你转达柳红之意，她以一己之力做80年代的研究。那位老师顺便说“柳红想采访你。”“让她来吧。”于是我走进了他，因为走进他，历史又打开了许多。历史在我这儿一点一点打开，慢慢串起来。所以“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上个月我在莫干山开了一次会，大家知道1984年有一个莫干山会议，今年9月15日重上莫干山。当然会议今非昔比，完全不是过去的风貌，我处于一种情感想去看一下。有人也说不要神化那个时代，我想没有神化，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够，谈不上神化，不是神化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去了解、去知道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卡尔《历史是什么》一本书所说）。我们站在现在要了解过去，通过了解过去能够更好的理解现在，这才是我们研究80年代的意义。

“80年代――英雄不问出处，年轻人的舞台”

今天讲的故事是第三代，这本书里第一、第二代篇幅很大，第三代篇幅很小。有一次我在复旦大学讲，学生提问为什么第三代写得这么薄，如此不成比例？其实我要为第三代专门写一本书，并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离这些人更近，今天把这样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做一个图，因为不可能太深入讲专业学科中的东西，就画一个树，一个示例图，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在哪儿，今天这些人在历史上处在什么位置，历史上的人在这个地方今天又到哪里去了。1980年是这么分期的：1979-1989，中间是1984年，这是一个关节点，如果有几个阶段的话，是这样的两块。1979年之前这些人开始登场，1979年之前他们在哪儿？所以就要讲1979年之前。

我说的第三代是“老三届”，66、67、68年的初中、高中、大学生就是老三届。1976年文革结束，在天安门有一个四五运动，当时有一些四五英雄，后来登场的一些人就是当时的四五英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原来不叫社科院，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学部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里分离出来了，而且1977年这一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办了一本杂志《未定稿》，以这样的方式让言论尺度大一点，当时《未定稿》发行非常大，最前卫的思想都在《未定稿》上体现出来。负责《未定稿》一个重要的编辑是李银河的父亲。

1978、1979年有西单民主墙，当时官方对西单民主墙很宽容，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说这次会议体现了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民主。邓小平也说民主墙的好话。那时候北大学生水平很高，这次选举过程开了25次辩论会，2600多个问题，涉及范围之广，看了令人难以想象。最后北京学生有9名当选人大代表，非常了不起。后《选举法》修改，不允许竞选。而在当时是可辩论竞选的。这时候青年们开始聚会，纷纷从乡下回来，在插队时主要是河南、山西、内蒙、东北建设兵团，这时候回城，有些考取大学，有些没考上大学，但回到北京工作，自由组合、沙龙非常之多。

在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个人――陈一谘，你们可能没听过他的名，但我要讲，因为接下来这段历史和这个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