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回忆中国公学

作者:发布日期:2015-04-18

「胡适:回忆中国公学」正文

今天我们的聚会,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这里,能够会到民国以前的老师和老同学,我简直好像回到了母校,又成为它的老学生。

刚才主席谈到,我们的母校在“一二八事件”被毁了,我们的同学如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此,我亦深具同感。不过,在今天,不仅是我们的母校中国公学没有了,大陆所有的大学,也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有的学校被解散了,有的学校名字被取消了。这些学校的同学,也都受到我们同样的遭遇。

关于中国公学的复校工作,我过去未能多所尽力,实在很惭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母校自有它光荣的历史,不问我们的母校能否恢复,而它的历史是不朽的。如像北京大学,虽然一度改了名称,但对于它的历史并没有多大关系。我觉得,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我在《四十自述》这本回忆录里,曾详细叙述我在校的情形――我怎样进了中国公学,后来又怎样闹风潮,以至同朱经农一些同学另外办了一个新中国公学……,我写这一段的历史,很得力于赵健凡同学的帮助,因为他收集了好些我们在校里出版的《竞业旬报》。这上面有很多我写的文章和当时学校的动态的记载,有人认为我《四十自述》记这一段文字,对于中国公学的历史很有帮助。

但我所写的,都是民元以前的事情,而且也不完整。我想,在我们母校创办人于右任先生的纪录里,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记忆里,一定有很多的宝贵的资料。像姚烈士为校务牺牲性命,像王云五先生当时的“小辫子”……都可以写成很有价值、很有趣味的掌故,把它汇集起来编成为我们母校的《校史》,作为永垂不朽的历史纪念。这对于中华民国的产生经过和中国教育制度的沿革,都将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的举办本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教员中有于右任先生、马君武先生……,这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同学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参加黄花岗之役的饶辅廷烈士,都是当时的同学。我当年年纪很轻,是同学中的“子供”(注:日语小孩之意),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但我却时常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同时,多少也为革命尽点微劳。我当时英语比较还好,记得有天夜晚已经就寝,同学们将我喊起来,要我到海关办交涉,因为有位留日的女学生从日本回国,为革命党运送武器,箱子藏有大批的手枪、炸弹,被海关扣下来,我便冒险的前去交涉,但后来实在无法可想,只好不谈东西,将人营救出来作罢。可见当时的中国公学,实在便是革命的机关。一般师生多是革命党人。这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国革命,实在有不少的贡献。

其次,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当时我们母校的教育制度,有着一点独特的作风,这种作风便是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校内并不设校长,而由三位干事共同负责处理校务,成为学校“行政机关”。另外由全体同学推举班长、室长,实行自治,并且选举评议员,组织评议会,成为学校的“立法机关”。一切校务虽由干事负责执行,但必须先经评议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就是聘请教员,也得经过同学的同意。记得总统的岳父宋跃如老先生,曾经教过我们的英文。原先有几位英文教员,都不为同学欢迎而解聘,后来聘请宋老先生,始而同学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但上了第一堂课之后,他读得好、讲得好、发音又好,大家方心悦诚服的接受他的教导。

后来我们闹风潮,另外办了一个新中国公学,也是为了争取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当时外界捐赠了学校一笔款子,建筑校舍,但要求学校设校长,废止评议会一类的学生自治办法。我们维护民主,反对这类办法,便另办一个新中公,王云五先生便是那时的教员,虽然新中公最后不能维持,仍然归并到一起,但这段为民主的教育制度而奋斗的历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其应有的地位。

在“自由中国”没有完成“复国”的工作之前,我们的“复校”工作自然也谈不到。但我建议:我们应该马上成立“校史委员会”,编撰我们母校――中国公学的校史,尤其是趁我们母校创办人于右任先生以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记忆犹新的时候,赶快逼着将他们记忆中的历史记录下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将来是无法找寻的。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只要让社会一般人士都认识我们母校的光荣历史,将来我们的“复校”工作,一定可以顺利的达成。

(本文为1952年12月23日胡适在中国工学校友会欢迎会上的演讲,原载1952年12月24日台北《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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