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1945年北京大学“易长风波”

1945年夏秋之交，八年抗战胜利在即，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大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正在积极筹谋北返复校之际，北京大学内部突然发生“易长风波”：主持该校近二十年之久的蒋梦麟校长应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遭到诸多教授的质疑和追究，经教育行政高层紧急协商，蒋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由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继任，胡返国前暂由傅斯年代理校务。“颠覆”蒋校长的关键人物，是他多年来的几个合作伙伴――周炳琳、傅斯年以及朱家骅等人。他们援引1929年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期间颁行的《大学组织法》中“大学校长不得兼为官吏”的条款，于法于理堂堂正正地坚持“依法行事”，而几乎置彼此间的朋友关系于不顾，终于促成了北大历史上“蒋、胡交接”的一幕。表面上看来，这是一次事出偶然、为时短暂，甚至还略显温婉的“权力转移”，实则内中却隐藏着不易为外界所觉察的涉及北大在西南联大合校体制下的艰窘处境、复校企望中对北大校长重新选择的潜在诉求等深层原因。

一

近代以来的大学校长中，蒋梦麟堪称难得的“干才”。他身为留美教育学博士，师承杜威的民主教育理念，又深得蔡元培、黄炎培等海内大家的器重，在“五四”风潮悬疑重重的敏感时刻，竟以三十四岁的“学界新锐”身份代表蔡校长进入北大重整校政，迅速稳定住局面，为最高学府的增高继长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由此，他也就成为北大“后蔡元培时代”的核心人物。1930年冬，蒋氏相继卸去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务，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笔数目可观的“赞助金”重返北大，正式出任校长一职，与胡适等人开始了“振兴北大”的顽强努力。他针对性地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的主张，力图使名实难符的最高学府渐次步入“现代大学的正轨”。即使在日寇进逼、华北骚然的危难时局中，他仍能镇定自若地恪尽职守，赢得包括外敌人士在内的举世尊敬。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干才”，在抗战阶段的西南联大后期竟然投闲置散，一无所为，渐渐走上大学校长的“末路”，却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当初，决定将北方三所学校南迁长沙组成联合大学的创意，主要是由胡适、傅斯年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在南京发起和启动，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大体属于“事后跟从”。他在后来写成的《西潮》一书里忆述：“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此处蒋氏的“勉强同意”，显然是基于如下的隐忧：“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富于办学经验的蒋梦麟无疑深悉此中的繁难和不易协调。但国难当头，并无多少选择余地。他回忆道：此时“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贻琦）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1]

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晚年所撰《三松堂自序》记述当时校内的领导体制：“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2]联合大学的体制之所以以清华为班底，显然是由于清华的师生总数、学科规模、经费份额等综合实力相对占先，客观上居于某种主导态势。由三校的校长组成常委会，在形式上构成了集体领导局面，不过，南开校长张伯苓基本常住重庆，倾力于南渝中学和国民参政会事务，南开大学的校务则委诸黄钰生教授负责。张伯苓曾用幽默的口吻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即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托付三位校长中年龄最轻的梅贻琦：“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这大概就是1939年春蒋梦麟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三校以互让为风，三位已成一体”的合作氛围。

蒋梦麟负责对外，应是借重他的社会声望、人际网络以及卓越的办事和活动能力。长沙暴露在正面战场以后，联合大学面临再次西迁，迁往何处？蒋梦麟权衡利弊，果断决定西迁昆明。进入春城后，由于校舍逼仄无法安顿，蒋提议将文、法两个学院另行安置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从而建立起蒙自分校。随后而来的日军的猛烈空袭和滇越战线的紧张形势，又促使西南联大的决策者们一度预备再次西迁。为此，蒋梦麟深入四川境内，寻觅合适地点，确定在叙永建立分校，一度将一年级新生集中于此。应当说，在西南联大建立最初的两三年间，蒋梦麟在一系列“大关节处”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及至1941年以后，云南周边战事趋于稳定，西南联大开始收缩集中在昆明一地，师生们历经数载惊扰之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此前，蒋梦麟在距昆明城区数里外的乡间购得茅屋二十余间，举家移居到此，并为校内同人遇到空袭时疏散乡下留足了备用的房间，以至“每逢警报，高朋满座”。

二

西南联大的前期筹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后，蒋梦麟在校内便进入“赋闲”状态，对日常校务少有过问。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对此曾有所描述：“同事逃警报不一其道，梅月涵有报始走，梦麟住乡下，除开会应酬外不进城，其别之大者也。”[3]蒋、梅两位校长一闲一忙，似乎也是势所必然。蒋氏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乍一听来，令人费解，然确乎意味深长。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地处陕南）亦是由平津另外三所高校组成，由于各自争持不下，矛盾重重，难以安心办学。蒋梦麟评论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他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谈的更明白：“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4]因此，他审慎处理联大内部的相互关系，采取超然大度的“低调”行事方略，有时不惜忍让以维持大局。从最终结果而言，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团结合作，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创获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然而，知悉历史的细节和过程，较之一般的“浮泛褒扬”，似更能深度体味历史的深邃和前人的智慧。应当说，蒋梦麟在处理联大内部关系时感受到的内心苦涩，恐非外人所能窥知。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摩擦和追逐，越是程度高的群体，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态就越显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一篇记述蒋梦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披露：“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时候，三校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突出”，当筹建联合大学一度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劝说蒋校长干脆“散伙”，蒋随即正色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5]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所撰《师友杂忆》一书亦有一段记述：“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插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6]上述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反映出当时西南联大校内的某种情绪和不协调倾向，亦足见处在蒋氏的地位刻意维持大局的苦心。

不过，蒋梦麟私下里也不免感到苦闷，甚至抱怨当初的合校体制束缚了北大的自由伸展。1943年初，他致函胡适剖白心迹：“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7]看来，蒋氏在朋友中间乃是一个性情中人，同时更反衬出在“公众”面前他的责任心和涵养。就是在这段“赋闲”的时日里，多年来一直因忙于公务而自感“学问荒废得可以”的蒋梦麟，竟难得地有余暇余力作起个人的学问来了。他闭门研究书法艺术，写成《书法之原理与技艺》书稿，并与沈尹默交流切磋，颇有心得。他自抗战爆发的次年即发愿用英文撰写自传性质的《西潮》一书，但因为英文表达的障碍，不得不暂时中断写作，补习英文。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坚持“早晨六时起读英文用苦功”，终于利用包括躲空袭警报时间在内的一切余暇，于1943年底完成了这部后来在英语和华语世界均受到“好评如潮”的书稿。可是，他与朋友谈及此事，却是既幽默又率真：“我这本书也不过是玩意儿，觉得有趣得很。所以黎明到深夜不断地好象人家喜打麻将的一样着迷。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重庆方面显然注意到这位北大校长投闲置散的状态，相继安排他担任一些社会“闲职”。其中，较为显要者，乃中国红十字会会长。1941年7月间，蒋梦麟上任伊始，即与一学生携带药品驱车视察各地红十字会工作，先后经滇、黔、湘、桂、川等数省，行程数千里之遥。沿途所见各地壮丁收容所实况，竟是惨不忍睹，令他“心悸神伤”，大为震撼。在贵阳一收容所遇到来自广东曲江的壮丁，出发时有七百人之众，而此时只剩下寥寥十七人，大部分人于步行途中病饿劳累而死，尸体或草草掩埋，或弃置山野途中，任野狗撕食，而“一班办军役的人”对征来的壮丁打骂苛待，毫无人性。试想这样的壮丁充军作战又有何战斗力可言？回到重庆，蒋梦麟直接向最高当局投交报告，内称“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据蒋梦麟回忆：“最高当局看来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8]这一事件，震动了军界高层，也引发了当时兵役制度的若干变革，在大后方传扬一时。此外，这个时期，蒋梦麟还兼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分会会长，不时迎来送往地参与一些民间外交活动。此类事务虽不无意义，却与他北大校长的本职工作渐行渐远，以至当时担任美国情报协调局中国代表的费正清也误以为：“蒋先生早已不在北大工作”。

三

事实上，此时蒋梦麟与北大教授们的关系，就整体而言，也越来越疏离。据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当年的观察：“校长避免与教授接谈，当然与学生更无关系。蒋校长绝对不看教授，教授也只极少数去看他。只有一个校务会议，起初不选举代表，被教授逼迫多时，选出代表，但不肯开会。好象每年有两次会，就算稀有的事。开会时总设法阻止多谈。校长从远处回来，有时有个茶会，或校庆时有茶会，但在这种会中，毅生（郑天挺，北大总务长）兄总做出难堪的样子，叫人唱戏或想别种办法闹一阵而散。这种情形过去特别显著，近一两年好些。所以有人说蒋校长当红十字会长后，精神好多了。盼望他做更大的官，精神可以更好些”。[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北大教师对西南联大时期北大的处境和现况甚不满意，其评价也以负面的居多。哲学系的汤用彤指出：“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