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双：燕南园童年往事

一．燕南园

位于北京大学中心的燕南园，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那里，我渡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也是在那里，我初尝了人生的苦涩，开始体会到世态的炎凉。我下面讲的，都是在燕南园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不免琐碎，但却是真实。

燕南园不大，一共只有十几栋建筑，既有中西合璧的独家小院，也有二层的小洋楼。每户都有很大的院子，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应有尽有。不高的围墙使燕南园成为一座园中之园，一部分墙上还有铁丝网，多多少少让它带上了一点神秘色彩。两个公共出入口，一个朝西，在第二体育馆侧后，被我们称做大下坡；一个朝北，对着哲学楼，被称做小下坡。水泥小路连通着各家各户，小汽车勉强可以在上面行驶。在冯友兰先生家（五十七号）大门的北面有一小块空地，接人的小汽车通常都等在那里。当时北大一共也没有几辆小汽车， 真正能开的好象只有三辆，每次来接我爷爷的，都是一辆呆头呆脑的黑色吉斯。而我们认为最漂亮的，是那辆经常来接周培源先生的白色伏尔加，可惜我从来没坐过。

沿着大下坡走进燕南园，很快就会看到一对驮着石碑的乌龟，也不知道是不是古迹。只记得小时候常常会骑到石头乌龟的脖子上去。由于经常有人爬上爬下，乌龟的脖子被磨得光光溜溜的，爬上去，还真得有点儿冒险精神。

燕南园中央有一块小小的林间空地，被我们称为“小操场”。这里四周环绕着矮矮的松墙，里面有秋千，翘翘板，攀登架以及一个供儿童用的小小游泳池（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只有早先几年池中有水，后来一直是干的）。我常常和伙伴们一起在小操场里玩“攻城”，“打梭”，“木头人”，“大本营”，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玩摸瞎子……那时，和我年龄相近的孩子在燕南园里不是很多，最常在一起玩的有周培源先生的两个外孙，王力先生的小儿子，侯仁之先生的小儿子，王宪均先生的小儿子，冯定先生的小儿子和陆平校长的小女儿。另外住在冰窖（燕南园外的一排平房，不知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的姓何的两兄弟也常来玩儿。属于这个年龄层的，还有沈同先生的几个孩子以及王宪均先生的大儿子，但他们都是少先队里挂三道杠臂章（大队干部）的好学生，平时没功夫跟我们一起瞎玩；只有一项活动是他们有时也参加的，那就是踢足球。踢得最好的，是王积宪（王力先生的小儿子），他曾是北大附小足球队的守门员兼队长。

小操场很自然地被我们这帮孩子视为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有一次，一群大学生跑到小操场里来排练文艺节目，为了争夺地盘，和我们相持不下。我们当然无法把那些比我们高出一头有余的大学生驱逐出境。最后，还是我姐姐汤丹灵机一动，声称要把陆平校长请来，径直跑到五十四号陆校长家去搬救兵，终于把那群大学生吓跑了。

在小操场的北侧有一个小土丘，象征性地围着铁丝网，个儿大的孩子可以蹦过去，个儿小的则可以钻过去。在小土丘的上面有一口井，井台有半米高，上面盖

着一块大石板，大家曾想尽办法，试图把石板移开，但以我们那时的力气，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越是打不开，这口井就越具有吸引力，使我们对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总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窥究竟。直到文革开始，可能是红卫兵想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变天账一类的东西。石板终于被搬开了，也算了了我们的心愿。可惜令人大失所望，那只是一口一眼就能看到底的枯井，既没有妖魔鬼怪，也没有金银财宝。

二．我们家

自从1952年北大由沙滩迁入燕园，我们家就住在燕南园东南角的58号，我们的西邻是冯友兰先生家，北面则对着周培源先生的寓所。

我们家是那种中西合璧的平房。前后有两个很大的院子。大门朝北。两扇大门上各镶着一个铁环。大门黑框红底，因年代远久，颜色有些暗淡，古色古香。门上一边书“园林无俗韵”，另一边写“山水有清音”。字体工整，苍劲，不知是否出自名家之手。门口有两个石礅和一道挺高的门槛儿。门上面是灰色园瓦铺成的飞檐。大门东边有一棵紫藤萝。开花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香，一串串紫色的藤萝花儿挂在飞檐上，非常好看。我姐姐汤丹小时候常常坐在一根离地不高的藤条上，手里拿着一本小人儿书荡来荡去。藤萝的另一头沿着门边的花墙一直伸展到墙外的大树上。藤萝花盛开时，看去竟是满树繁花。花墙大概有两米高吧，中间有十字形的墙洞，很容易便可攀上墙头。坐在墙头上，晃着两条腿，吃着伸手可得的藤萝花芯儿，悠哉悠哉。

走进大门，右手边是一个月亮门。月亮门里是一个小跨院儿。院里有两棵大柏树。北边是一间简易厕所和煤屋。东边则是一间储藏室。由于我们家有自己的暖气锅炉和大灶，要用很多煤，煤屋放不下，就堆在小院里。两棵大柏树就像长在煤里一样。煤屋里堆满木柴和废弃的家俱，是捉迷藏的好去处。储藏室里有两口大缸，奶奶每年都用它们腌雪里蕻。腌好的雪里蕻放上点肉末儿和辣椒一炒，是爷爷最爱吃的一道菜。

腌雪里蕻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工程。季节一到，奶奶总是让做饭的保姆去订购，再由供销合作社用车送来，一大堆。家里的全部“闲人”，奶奶，姑奶奶，两个保姆和工友齐上阵，择掉黄叶子，清洗干净，再挂在一条绳子上沥水，然后一层层放到缸里，洒上大盐粒儿，再用大石头一压，便大功告成啦。奶奶会时常看看腌的雪里蕻会不会起“噗”（腌菜缸进了杂菌，会起的一层白膜），我姐姐也时常装模做样地跑去看。由于缸很高，踮着脚尖都看不到里面，每次都要用力一撑，撑在缸沿儿上观察，做饭的保姆就吓唬说谁谁家的孩子掉进缸里淹死了云云，勇敢的姐姐当然不信。终于有一天一头栽进缸里，把脑门儿磕了一个大青包。

正是这间储藏室在文革中一度成为姐姐的栖身之地。爸爸成了黑帮之后，我们被勒令腾房子，姐姐便和被查封的书一起搬进了这个房间。房间里顶天立地地堆满了各种“毒草”，在两个书架之间架上一块床板，姐姐便睡在这“毒草”丛中，博览群书。姐姐那时不过十二，三岁，有些书根本看不懂，但就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姐姐还认识了一些北大学生（都是红卫兵），他们也喜欢到这儿坐坐，借几本“毒草”回去“批判”。他们玩笑地称这块乐土是“资产阶级的窝儿”。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虽然爸爸妈妈都进了劳改队，外界压力很大，但生活是充实的，还有几分快乐。

小跨院儿南边是进厨房的门。厨房门前是一个挺大的水泥平台，有两尺来高吧。春天的时候，奶奶会把藏了一冬的豆子拿出来晾，红红绿绿地铺了一地。夏天是晒箱子，秋天是腌雪里蕻，冬天则是冬储大白菜，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快入冬的时候，做饭的保姆会到“河那边”去买白薯（未名湖北面有一个粮食站，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都称它为“河那边”）。买回来就堆在水泥台的一角，从那时候起，厨房的烤箱里时常会散发出烤白薯的香味儿，而我们对烤白薯的热爱也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过了月亮门，小院儿往南一点是锅炉房 我们称之为地窨子。到锅炉房要下十几级台阶儿，里面黑呼呼的，一个不太亮的灯泡悬在头顶，由于光线不好，那个灯泡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颇有点儿神秘之感。一旦我们在家里为非作歹，“关地窨子”便是最严重的警告。地窨子是烧锅炉的刘大爷的地盘。刘大爷长得黑黑瘦瘦，掌管着燕南园很多家的锅炉。每当我们在地窨子门口儿探头探脑的时候，刘大爷总是不客气地大喊“去去去，这不是小孩儿玩儿的地方”！文革开始后，各家的锅炉都停烧了，刘大爷无事可干，只好回乡。临走前，也许是为了弄一笔养老费吧，他挨家挨户去算“剥削账”。可能他知道我们家不是特别富，说了几句，就放了我们一马，也没真的拿钱。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地窨子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趁刘大爷不在我们会偷偷溜进去，搬出一堆瓶瓶罐罐和大包小包的化学药品（这些东西都是叔叔汤一玄玩儿剩下的），开始 “科学实验”。那时最常和我一起进行这种冒险活动的，是周培源先生的两个外孙。我们当然搞不清那些白的、黄的粉末和晶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发现如果把白色的粉末加水再和蓝色的晶体混合，瓶子里就会发出阵阵恶臭，冒出缕缕青烟，要是再能从飘荡的青烟中钻出一个巨人，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那该多好啊！所幸那些化学药品都不会爆炸，不然还不知道会是哪一家的公子“眇一目”呢。

地窨子侧面是一间佣人房和一间洗衣房。洗衣房里有两个并排的大水池，足有一米高，通常用来洗衣服，保姆也常用它洗澡，但我们却用来“大战三百回合”，一人占领一个水池，刀枪剑戟，打得不亦乐乎，有时还大打水仗，搞得满地是水。

逢到春节，奶奶总是要做很多水磨年糕。开始时用一个大盆泡江米，然后用一个小石磨磨江米面。小磨上有一个眼儿，一勺一勺连米带水喂进去，转动小磨，带水的江米面便沿着小磨边的槽流进一个布袋里。洗衣房的水池里便渐渐地堆起这样的布袋，一袋压一袋，上面再压上小磨盘，这样，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各式年糕了。那时没有塑料袋，洗衣房的另一个水池里是用布袋装的炸萝卜丝丸子。那种炸萝卜丝丸子凉着非常好吃，后来我姐曾经试着做过好几次，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记得有一次奶奶让做饭的林阿姨拿一袋萝卜丝丸子送给隔壁家的冯奶奶，姐姐等在厨房里，想看看林阿姨是否会从冯奶奶家带回什么别的好吃的，结果竟是冯奶奶炸的另一包萝卜丝丸子，真是大失所望！

冯奶奶家和我们家其实是一个整体，合起来是一个长方形的完整的四合院，两边的建筑完全对称。中间用一堵薄砖墙将长天井隔成相等的两个方形，墙上还有一个木制的月亮门，但从来没有开过。冬天时，小鸟喜欢到这个比较暖和的小天井来找吃食，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在我们的小天井中捉麻雀。方法是拿一节劈柴支住煤筛子的一边，劈柴上拴一根绳子拉到屋里，在筛子下面和外面都撒上一些米，就可以坐等麻雀来自投罗网了。麻雀吃了筛子外面的米，尝到甜头，就会去吃筛子下面的米，这时候把绳子猛地一拉，麻雀就被扣在筛子里面。最难的是怎么把麻雀从筛子底下弄出来，通常得请叔叔汤一玄出马。他会用一根筷子伸进筛子眼，先将麻雀压住，再掀开筛子把麻雀拿出来，这绝对属于高难动作！

曾经有一段时间，姐姐在天井里面养了一对荷兰猪（一种鼬鼠）和两只大白兔。一年冬天，隔壁冯家在他们的天井里晒大白菜，两只兔子可能是闻到了白菜味，居然在地上掏了一个洞，钻到墙那边，把冯家的白菜吃了个乱七八糟。弄得我们家非常狼狈，不知如何是好。这两只兔子后来的命运也很悲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实在没有东西给它们吃，家里做了一个在看来十分残忍而在当时却非常自然的决定――把它们给吃了。决定虽然做了，可没有人真能下手杀兔子。最后找来妈妈的一个年轻朋友，叫施于力。这是个什么都敢干的人，他两下就摔死了兔子，然后剥皮、送到厨房里去做红烧肉。为这事，姐姐很长时间都耿耿于怀，对他颇不友好。施于力常来我们家聊天，他喜欢坐在后院的平台上和我玩儿。记得他有一个用玻璃丝编织的火柴盒套，看着十分精巧鲜艳。我一直对那东西很感兴趣，却不好意思问他要。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向他开口：“等你死了以后，能把这个玩意儿送给我吗？”我那时才3、4岁，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当时施于力高兴地答应了，然而，我终于没有得到这份“遗产”。他在文革开始时，被遣送回云南，不久就死于乱棍之下，他的所有东西也都不知所终。

三．爷爷汤用彤

除了西边有月亮门的那堵墙外， 天井的北面是一间很大的客厅，爷爷将它隔为两间，里间较小，用作餐室；外间较大，是爷爷的书房和客厅。这里四壁都是装满古书的玻璃橱柜。爷爷常在这里读书和接待一些来访的客人。天井的南侧是两间向阳的大房子，一间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另一间是叔叔一个人的房间，堆满了冰球杆、手风琴、录音机、电唱机等时髦玩意儿。

爷爷很爱我们，在我们出生之前，他就为我们取好了名字。一共五个（似乎他已经预见到这一代应该有五个）：丹，与单谐音，就是一；双，是二；珊（如是男孩儿，则用山），与三谐音；方，四方为四；正，一共五划，字形也像五。所以我们就是一，二，三，四，五。丹，双是我们姐弟，珊，方是我的两个堂妹。可惜汤正只存在了短短的几个月，正好赶上文革乱世，被人工流产，没能降生到人间！

爷爷自从一九五四年患脑溢血后，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在他的房间里装有一只通到厨房里的电铃，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向厨房里的人呼救。记得一年春节，大家都在厨房里忙活，爷爷在他房里看书。我正好在隔壁的厕所里大便，那时我很小，还不会自己“善后”，完事儿之后，就在厕所里大声叫人。由于别人都在厨房里，只有爷爷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