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2009年5月25日，继2006年10月9日核试后，朝鲜再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后又连射5枚导弹。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针对韩国加入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单方面发表声明，称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朝鲜半岛将很快“重返战争状态”。[1] 国际舆论为此哗然。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2]。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尽管不能不谈――朝鲜核试的责任问题，而是其中朝鲜单方面作出的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3]的声明对中国及亚太将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分析东北亚问题，要看世界基本矛盾。我们只要看看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历史，就不难明白，当前的世界基本矛盾，并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强调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朝鲜核试爆正是小布什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对整个南方国家恃强凌弱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结果：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又随意为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贴“邪恶轴心”的标签并于2003年撇开联合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而在事后，不仅美国，即使是联合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行为作出“最强烈谴责”，甚至没有作出法律解释。朝鲜是一个弱国，而且曾是被当时的美国划入“邪恶轴心”的弱国，设身处地，面对这样一个“打你不商量”的世界，难道国际社会还可以只谴责没有解除武装的弱国，而不谴责已武装到牙齿的霸权国家吗？邓小平同志就南北问题继续说：“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5]这话反说就是：如果北方世界不考虑南方世界的处境，让南方没好，那谁也没好。世界若总这么“嫌贫爱富”，不尊重弱国的利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弱小国家中将会升起更多的蘑菇云。果如此，届时的世界那就真应验了1965年毛泽东诗中所说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6]

我们要知道，毛泽东这首诗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两家大搞被毛泽东讽刺为“仙山琼阁”的苏美共治并联手对中国实行围困打压的背景下写出的。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就沿中国东海岸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签订了一大串同盟条约，拉起了对中国的包围圈。60年代初美国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介入越南战争。这在东南方向对中国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毛泽东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7]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8]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诗用词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在西南方面，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更是雪上加霜。从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9]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10]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11]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试问如果不打破霸权国家核垄断，那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能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或“G2”中解决本国的安全问题，那谁愿意顶着这么大压力搞原子弹呢？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想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劳动阶级被压迫问题，只是在“四一二”中看到被血洗的现实后，全党在国内政治中才达成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共识，毛泽东告诉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2]在国际政治中才知道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3]

但是，中国原子弹的巨响并没有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有所收敛，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间，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1965年3月，在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苏共召开莫斯科会议，由此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的分裂。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中国兰州和包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的忧虑。1969年3月初，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5月，苏军进入蒙古兵力已达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和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携带用以实施战略核攻击的氢弹。7月19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提交给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形势调查报告开篇就是关于中国核基地的情况，称“目前在中国惟一的生产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轴-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竣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14]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中央领导核心企图用先发制人的方式，运用核打击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和核潜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称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15]8月13日，苏联在中国新疆铁列克堤挑起军事冲突。1969年8月21日，美国国务院收到的电报称“苏联企图摧毁中国核武器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在此间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最近收集的关于苏联军事行动的一系列证据表明，莫斯科也许在准备于近期对中国采取行动……这项军事行动的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任何可以看到的中国的进攻威胁……”；“8月18日，苏联大使馆二秘达维多夫询问国务院一位官员，如果苏联发动攻击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电报称：“这是苏联官员第一次向美国官员提到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16]

但是，苏联对中国持续高压的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是中国进入针对苏联的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

结果是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的继续高压，高压的结果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苏联具有灾难性的变局。

就在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的同时，美国外交则因越战失败而悄然出现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不仅被拖在越南战场不能自拔，而且其经济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并由此在与苏联力量的较量中渐处下风――这与目前奥巴马面临的形势十分相似。1968年1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立即着手推行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外交政策。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17]这是对中国发出重要的求和信号。随之，尼克松利用中苏剑拔弩张的形势，全力推动和改善美中关系。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正在高调谴责美国在越南“暴行”的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两年前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就这样，苏联满负荷的高压政策将本是盟国的中国最终压到了美国一边。

但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79年挥师入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不断升级的排华事件及其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试图由此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接踵而至的是中国更强烈的反弹。1979年4月3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30年的期满后不再延长。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自从苏联失去了中国，它在世界政治中就迅速进入衰落期。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领导人更替频繁，其战略形势更是江河日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但此时他对苏联已回天乏术。戈尔巴乔夫试图东施效颦，学着赫鲁晓夫缓和美苏关系。为此他与后来的萨达姆一样先自废武功，解散华约，但并没有换回北约对等回报；他又着手修补苏中关系，但已时过境迁。在他将斯大林为苏联留下的已剩不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变卖殆尽后，苏联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前，为了鼓励戈氏，西方在1990年10月15日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作为奖励，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